史晋川:我们的目标是要做“互联网+”

业模式创新。   银行问题运用了互联网,是“+互联网”,但马云的天猫、淘宝,是和互联网结合在一起,通过在这些电子商务平台上巨大交易数据,包括资金来往的数据收集所形成的巨大数字资源,然后通过这些数字资源的处理,把它变成企业有用的信息,然后再开发出对小微企业、对个人贷款审计审查或者发放的模式,这个叫“互联网+”,前面那种叫“+互联网”。所以我个人认为,现在大量在做的工作是“+互联网”,但我们的目标是要做“互联网+”。   在浙江省“十三五”规划当中,尤其是针对杭州市的“十三五”规划,我们有一份总体思路的稿子给省委省政府。其中,我提出了一个口号,我想他们应该会采纳,就是杭州市在“十三五”期间要打造“互联网+”国际领袖企业,建设“互联网+”国际领袖城市。如果这个战略真的被省委省政府、杭州市委市政府采纳的话,到浙江投资的企业会发现将会有很多的商机与机遇。   “李克强的政策和温家宝的政策是不一样,政策重心转向有效供给,不会轻易打开货币政策这个闸门。”   前面是讲机遇,现在想谈一下政策。李克强讲的政策和温家宝讲的政策是不一样。金融危机以后,产品的销路出现问题,国内的市场不振,国际市场受到重创等等,温家宝的政策是放在短期有效需求调控上,所以温家宝会连续运用降准降息这样的货币政策,对有效的出口政策进行调控。   李克强这两年的政策中,他很少用货币政策进行有需求的调控。当他问企业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企业说产品卖不出去,库存积压等等,可以看到李克强经常给大家讲“你们是不是要考虑行业存在产能过剩”,“产业是不是存在结构优化问题”,“你们的企业是不是要创新”,所以你们应该花大力气解决过剩产能,去调整产业结构,去优化自己的结构,去自主创新,去开发新的产品,去降低你们的成本,他已经把从温家宝时期的政策重心转向有效供给,所以他不轻易用政策做大水漫灌式的宏观调控。   这样一种政策重心的转移,是权宜之计还是中长期一种转型性的变化呢?在我个人看来,他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一种中长期转型性变化。简单讲理由有这样几点:   第一,以总需求为重心的宏观政策,当总需求的刺激效果开始出来,总供给相对能够比较平稳、迅速的跟上去,是能够满足总需求的。在温家宝执政期间,中国粗放型的增长模式仍旧有相当的成长空间。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温家宝把政策放在总需求和调控刺激上有一定的道理。但今天在李克强的执政期间,粗放型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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