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案例】五起个人信息泄露案件分析
维权成本与收益 “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通过民事诉讼维权效果有限。”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吕艳滨告诉记者。 2009年，其曾参与主持一项4城市调研。结果发现，在因个人信息泄露而导致被犯罪分子侵害的被调查者中，仅有4%左右的人进行过投诉或提起过诉讼。 这些人中，也仅有8.1%的人获得了救济或者达到了目的，其他或者因为处理个人信息的机构推诿、搪塞而不了了之，或者因为预料到无法通过投诉或诉讼获得救济而中途放弃。 四川省乐山市的一名小学职员李枚加2013年起诉了中国电信乐山分公司。起因是他购买了一张电信手机卡后，收到了电信发送的28条商业广告短信，李枚加认为这些“垃圾短信”侵害了他的隐私权、财产权、健康权。 2014年6月，案件在乐山市中院终审。侵犯隐私权的请求得到了法院的支持，即法院认为电信公司侵害了李枚加的个人生活宁静权、个人活动的自由权、私有领域不受侵犯权。 案件的“奇葩”之处在于，李枚加除了要求电信公司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停止侵害之外，还要求其赔偿1分钱。 这1分钱被“掰成两半”：0.5分是侵犯财产权赔偿，0.5分是精神损害赔偿。由于其财产权被侵犯的主张没有得到一审法院支持，李枚加上诉后只要求了0.5分的精神损害赔偿。然而，两审法院均只判决电信公司停止向其发送商业广告短信。 蒋娟(化名)也面临赔偿难题。2006年，她曾在北京市肛肠医院治疗，但在2012年，她发现网上有人出售含有她部分病历信息的光盘。在破案并删除了相关信息后，蒋娟开始与医院协商赔偿事宜。 蒋娟要求医院赔偿她10万元精神损失，以弥补其“哺乳期突然断奶、失眠、记忆力下降、脾气暴躁”，但医院方面认为自己只应承担一部分责任，提出赔偿1万元。 诉诸法庭后，2014年9月，终审法院判决北京市肛肠医院赔偿蒋娟1.2万元，并由蒋娟负担800元二审诉讼费。 “这类诉讼中，很多人认为打赢了官司也不一定能赔钱。”商建刚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原告是个人，被告则是企业，甚至是一些大企业，双方的诉讼能力不对等，甚至原告都请不起律师，导致大部分诉讼都是一些公益诉讼。”商建刚说。 “泄露一条信息，很难估量究竟给被泄漏者带来什么影响，造成赔偿标准的不确定。”吕艳滨说。 吕艳滨认为，加强个人信息保护，“还是应该加强执法，行政机关有能力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