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还在争论做个体商贩是否合法的时候，义乌人摆起了地摊；等别人争相打造批发市场的时候，义乌已经做到了全球最大的规模。
而今天，当人们陷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争时，义乌却早已在加速向跨境电商转型，成为全国跨境电商密度第二高的城市。
其实只要我们是在向前走，总会遇到一个又一个十字路口，问题是我们要徘徊多久才敢迈出第一步。
“外国人可不过春节”
春节回到汕头老家的李泽加还没从年前的忙碌中回过神来，重返义乌的日子又快到了。节前，即便从浙江义乌到广东汕头要开上整整一天的车，他也只是等到中国年关的最后一刻才能出发。
“没办法啊，要做生意。”归乡前，李泽加已连续好几天都只睡三四个小时了。然而，总是把“生意”挂在嘴边的他，却并不愿让外人看到自己“生意”的真正模样——
在这个由公寓房改造的“仓库兼办公室”里，几个年轻人正在满满的货架间给包裹缠胶带；三个客服则一边用英语回复着邮件，另一边开着Google翻译，以防遇上什么没见过的小语种。
作为老板，李泽加是最忙的一个。坐在被一包包印着卡通图案的花边、纸杯和塑料袋围绕着的办公桌前，他一手拿着鼠标，一手整理不断打出来的快递单，眼睛则盯着屏幕里更新的订单信息，几乎没有一刻可以停歇。
“我们过春节，他们外国人可不过。”
李泽加是义乌市高桥村的一名跨境电商经营者。他从义乌的传统市场里批发来各类小百货，再通过亚马逊、速卖通等平台，卖给全世界的商户和消费者。
距离高桥村不过10公里的地方，是2014年被李克强总理誉为“中国网店第一村”的青岩刘村。而高桥村2015年才成功申报“电商村”，并且很快就喊出了“跨境电商第一村”的口号，还把它制作成大字招牌，竖在人来人往的村口。
整个村子统共180多户电商经营者中，像李泽加这样的跨境电商经营者超过60%。今天走进高桥村，主干道两侧清一色的境外物流代理商，店门的玻璃和外墙上印着UPS、DHL、Fedex等物流公司的logo。
高桥村的夜幕降临，各个快递点迎来了一天最忙的时刻，TNT员工在整理快件，仓库内以大包居多。陈坤荣/摄
李泽加和高桥村对于跨境电商的选择可以视为整个义乌的缩影。在这个依靠传统商贸发展了几十年、又在近几年喊出“电商换市”的城市，跨境电商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下一个商机。
2009年大学毕业后，李泽加曾到深圳闯荡。血液里的经商因子总催促着他要像家里的哥哥们那样干出一番自己的事业。然而，深圳外贸企业化的程度远超其想象，经过几年，他意识到，那里留给个体经营者的空间早就不多了。
“去深圳没赚着太多钱，但至少有一个发现，就是那里的人都说，货是从义乌来的。”李泽加在2012年来到义乌，顺势进入国际商贸城，做批发卖文具的生意，“大多数的商品都卖到东南亚”。
聚集采购商的义乌国际商贸城是李泽加在义乌第一站，也是义乌脱离“一穷二白”的开始。
电商跑赢了线下商贸城
1982年，在民营经济因乱象遭到整肃的年月，义乌县委首创“兴商建县”战略，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1992年2月28日，国务院举行全国十大市场新闻发布会，宣布1991年义乌小商品市场年成交额10.25亿元，排名全国十大市场榜首。至今，义乌小商品市场年成交额已连续25年位居全国各大专业市场之首。
市场里的不少老商户至今还记得，15年前收起地摊、进入刚刚竣工的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情景，“那时候真不觉得市场大啊，从一头就可以看到另一头”、“每一个人都认识”，而随着后来多次扩建，这里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连体建筑。
国际商贸城五区市场于2011年5月投入使用。随电商发展，其五楼专设有网商服务区。
与小商品市场那样广为人知的，还有义乌的另一个名字——“物质世界的耶路撒冷”。
平日走在义乌的街道上，常常能看到留着大胡子的阿拉伯商人和行色匆匆的西方面孔。不少餐厅的招牌同时写着中文和阿拉伯文，店里的电视播放着外文节目，餐单上的中东菜品已被“中餐化”，来这吃饭的也多是来自国外的穆斯林。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逐步向外向型经济过渡。也正是那个十年的发展使义乌的小商品经济开始与中东客商产生联系。经过二十多年的合作积累，中东成为了义乌小商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
数据显示，在常驻义乌的1.3万外国商人中，有三成来自中东国家。
2005年，在联合国、世界银行、摩根士丹利等机构联合发布《中国发展报告》中，首次将义乌评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这些独特的义乌符号也正是来自那个吸引全世界采购商的传统市场。
与义乌的高速发展同步发生着另一件事：在距其139公里的杭州，生长出了日后被不少人认为冲击实体渠道的电商公司——阿里巴巴。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和“义乌模式”进入瓶颈期，拥抱电商成为义乌的商业个体和政府的自然选择。近年，义乌政府一直将电子商务作为市场转型升级的主引擎，全力推进“电商换市”。
在电子商务对传统市场“更迭还是互补”的争议中，当地电商交易额已跑赢实体交易。义乌市市场监管局数据显示，2016年前11个月，义乌包括内贸、外贸在内的电子商务交易额达1642亿元人民币，小商品城成交额则定格在974.3亿元。
销售额达标，外地孩子能进公办小学
老商户们已经说不清是从哪一天起，市场变大了，人却变少了。嘈杂的讲价声、揽客声，外国采购客蹩脚的普通话里，多了电脑里“叮咚叮咚”的提示音。义乌的出租车司机觉得路上的“外国客人”少了，可物流的大卡车却仍依旧热热闹闹地往来着。
就在离国际商贸城不远的地方，正在火热地建造一座新的市场，外墙上的标语隔老远就能看到——一座具有互联网思维的实体市场。
“先接触了那些开淘宝店的，自己慢慢也开始想要做电商。以前我就把文具卖到东南亚，那么通过互联网，应该也可以吧。”来到义乌的李泽加也经历了从个体批发商，到淘宝电商的供货商，再到跨境电商经营者的转变。
2015年起，李泽加离开了国际商贸城，来到20分钟车程开外的高桥村，经营跨境电商。这个村庄自2010年旧村改造后，变身“房东”的高桥村村民便迎来了江西、湖北、河南、安徽、广东等地的年轻人。
“外乡青年大多都上过大学，都会讲英语。”高桥村电商服务中心主任陈晓明看着这些年轻人从经营淘宝店开始，到在速卖通、亚马逊、eBay等平台上做跨境电商。在他的眼里，这个村庄在电商上的更新换代，已经远超当年的旧村改造。
对于李泽加来说，离开义乌的传统市场并不是个特别慎重的选择，“这里(高桥村)房租更便宜，国际物流比较聚集，现在叫‘跨境电商第一村’，也有更好的政策。”这天，陈晓明找到李泽加，告诉他，经营跨境电商销售额达到一定规模，就能让他的孩子进入公办小学。
全球货从义乌来
就在李泽加还在回味2016年“黑色星期五”的疯狂之时，2017年1月1日零点，88个标箱、700吨出口货物在办理完海关通关手续后，搭上X8024/X8065次中欧班列(义乌—伦敦)，从浙江义乌铁路口岸海关监管场所启程，驶向英国伦敦。此趟中欧班列首次穿越英吉利海峡，抵达英伦三岛。
这是国内首趟驶往英国的中欧班列，也是从义乌始发的第8条铁路国际联运线路，义乌成为我国开通国际铁路联运班列线路最多的城市。2016年，自义乌始发及返程的国际铁路联运班列超过100列，海关部门累计监管国际铁路联运集装箱9990个标箱，同比增长91%。义乌市国际快递业务量达5832.94万件，同比增长62.05%。
而就在中欧班列开通前几天，义乌航空口岸首批出口货物也搭载CZ603次航班，以腹舱带货形式顺利抵达中国台湾，标志着义乌航空货站正式启用。
不论是高桥村挂出“跨境电商第一村”的招牌，还是不断丰富的列车和航班资源，背后其实有着整个义乌在跨境电商方面连续几年的全面布局。
2013年9月30日，义乌市人民政府发布《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其中提出“研究制定跨境电子商务工作方案”，加快跨境电商发展。
在李克强总理2014年末考察义乌后，义乌国际邮件互换局于2015年“当年获批、当年建设、当年验收、当年运营”，实现了义乌进出境邮件本地通关和信息化监管。目前，其出境目的地覆盖全球127各国家和地区，日均监管量约有13万件。
2016年11月18日，义乌市人民政府又明确了鼓励跨境电商园区、海外仓发展的具体政策。到现在，全市已有幸福里、新纪元、网商创业园3家升级跨境电子商务园区建设试点，海外仓22家，面积达5.8万平方米。
现在的义乌已居深圳之后，是全国跨境电商密度第二高的城市。整个义乌市，在各类平台的跨境电商账户数超过11万个，光是速卖通平台上就有3.6万家电商，交易额占全国总量的15%。同时，还出现了20多家跨境电商培训机构，提供不同平台的专门培训。
近几年，义乌把电子商务定位为战略性、先导性产业，并提出打造“全国网商集聚中心、全球网货营销中心、跨境电子商务高地”的口号。
然而，对于工作在义乌电商一线的人而言，寄托着义乌经济转型升级的跨境电商并非全新的工作领域，它与“兴商建县”时期有着相似的内核。
“以前把中国生产的小商品卖给全世界的人，现在要把全世界生产的好产品卖给全世界。”义乌市电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红华告诉《天下网商》，“发展跨境电商的核心，还是做‘货’的工程。”
王红华认为，义乌已经有买家的聚集、卖家的集聚、物流的集聚，但最终还是要反哺“货的集聚”。而跨境电商正是改变义乌原本货品形象的关键方式。“以前义乌卖小商品、便宜货，而现在，我们想把全世界的名特优都放到义乌来，再卖给全世界的零售商和消费者。”
“国内商家想要卖出去，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义乌那么多的采购商和卖家资源；而进口商家要到其他地方做地推的时候，哪里的卖手也没有义乌多。义乌有现成的二十几万卖手。互联网改变了购买和售卖的形式，也将会改变义乌的形象。未来，我们希望想买什么好东西，想卖什么好东西，第一时间就会想到义乌。”王红华说。
李泽加想得没那么遥远，他经常会被不同平台的政策搞得焦头烂额，“跨境电商太受制于平台和政策了”。2017年，他只想把刚做起来的几个网店经营好，或许，还会再一次回到他离开的那个国际商贸城，“现在电商和实体还要一起做，多个渠道，多条路嘛”。
陈晓明则相信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会选择不同的跨境电商平台，这是村里外乡年轻人的机会，也是高桥村的机会。“不过我观察了这么些年，能成功的电商也只有5%的机会。”他告诉《天下网商》，经常上个月调查还在的经营者，这个月就不见了踪影，“就算是跨境电商，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了。”
在离高桥村“跨境电商第一村”招牌并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块“鸡毛换糖”的牌匾。拿着家乡盛产的红糖，义乌人将收来的鸡毛，做鸡毛掸，或细绒掺和鸭绒制作羽绒衣。就这样，明末清初，商贩手里的红糖和孩子收集来的鸡毛，成了这片“地穷人密，山水贫瘠”的土地与商业发生联系的开端。
不论是“鸡毛换糖”、“兴商建县”，还是“电商换市”，不断更迭的义乌商贸战略背后，其本质仍是立足商业的基本规律。当年“百样生意挑两肩，一副糖担十八变”的艰辛已经远去，但“在义乌卖货、到义乌买货”已经成为这片土地的发展驱动力。
在这一次顺应时代的主动应变中，下一站的义乌，会否真如这里的执政者和经商者所期待的那样，通过跨境电商，再一次走上浪尖呢？（来源：天下网商 文/陈之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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